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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文中篇小说《一水三浪》:重新讲述那个年代的囚禁与出逃

来源:《收获》 | 张艳梅  2019年10月08日12:21

小说往往为我们提供更深刻理解人生的可能。我们每天经历的是平面生活,视线所及也是平面的世界,生活的立体感知,诸多层面的意义探寻,很难从琐碎庸常的事物中自动生成。小说发掘人生真相并非纯粹出于作家的好奇心,有时候首先是写作者一种自我的寻找和完成,其次才是意义的抵达和建构。

《一水三浪》讲述的是一个男孩成长过程中遭遇的错位人生。阮平高考期间父亲意外去世,人生从此拐弯。进入肉联厂,走进婚姻,基本上是被动地为生活俘获。选择杀猪看似主动,其实是对现实的消极反抗而非出于真心喜欢;选择与潘美红结婚,是因为道德负罪、恐惧和欲望而非出于真爱;两次出走,也并非因为有明确的人生方向,而是无法忍受让他感到窒息的婚姻。小说在结构上有两条线,都是反成长的。主线是阮平从一个热爱文学的少年备受生活打击沦为准杀人犯亡命天涯;辅线是活在光荣和奖状中的潘美红,无原则无底线的占有欲望,让婚姻最终成了阮平的人生牢笼。生活没有给两个人提供成长的动力,造成两个人悲剧人生的原因不同,这也正是胡学文在这篇小说中所思考和追问的。

一、肉联厂的成长史,1980年代的青春裂帛

小说大背景是时代、环境和个人命运的纠缠。热爱文学的肉联厂青年工人成长史,房伟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中写到过,路内在他的“追随三部曲”中也写过很多化工厂的年轻人。1980年代工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劳模受到普遍尊重,荣誉感和成就感很强,这一点在潘美红身上有深刻体现。新世纪以来,打工者作为社会底层的重要构成,背负着生存压力、心理危机和阶层固化带来的绝望。李铁的长篇小说《长门芳草》,曹征路的长篇小说《问苍茫》,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三位80后作家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多以老工业基地青年人生活为题材,这些作家为我们塑造了大批青年工人形象。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上看,青年工人并没有随着时代向前,获得更深层的身份认同,社会价值观的分化,农民工阶层缺乏自我提升的动力和能力,企业改制后工人身份的转变,资本不断扩张挤压底层社会空间,这一切都在强化工人的弱势地位。

肉联厂污浊不堪的环境,是存在主义者眼里世界的本相;陶碧卧室,在18岁那年短暂的午睡之后,成为阮平永远的精神乌托邦。底层青年面对身份转换,无力摆脱受难者处境,无所事事的人生带来某种舒适感,作为非典型的精神受难,阮平成为生活的异己者,是在陶碧和潘美红的对照中被标示出来的。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缺少爱,缺少性,都不构成自甘堕落或者自我启蒙的基础。小说没有正面提出问题借此寻找意义,而是从反向入手,追问病态人生的社会肌理和心理动因。小说为1980年代年轻人生存状态重新解码,同时也是一代人回忆青春的心理投射。那个年代大环境里有很多新的东西,也有很多旧的东西裹挟在其中。谢慧敏,高家林,潘美红,阮平,还可以列举出当代小说中一长串年轻人的名字,他们被社会文化塑造,也参与了对那个时代的塑造。

余华在《18岁出门远行》中写到,“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这一段话,是18岁男孩遭遇打击之后依旧对人世充满温暖信赖,而且一直寻找的归宿其实就在眼前,就在脚下,就在受伤跌倒的每一个地方。1980年代小说中还有父亲的温暖和鼓励,《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红色背包,《哦,香雪》中的铅笔盒,虽然不一定被下一代接受,父亲的爱是确定的。胡学文笔下,主人公一出场就直接站在父亲意外死亡的时间节点上。十八岁,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从此独自面对人生和社会,青春记忆里都是臭气熏天的猪舍,血肉横飞,幽暗的夜和泛滥的欲望。阮平对这一切不是没有过反省,只是他并不具备自我启蒙的能力,对班主任一家的向往掺杂着青春期懵懂的爱恋,并不明确生活伤害的根源和本质,对命运的质疑也仅仅停留在假设与追悔,于现实悲剧和人生困境没有任何意义。

二、欲望是解放还是枷锁

情欲和死亡一样,往往充当小说情节的内在驱动力。对于阮平来说,父亲的死亡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没有这个意外,他可能成为一名大学特长生;欲望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没有偷窥,就没有后面将错就错的婚姻。阮平始终是懵懂的,对自己的人生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和目标,喝酒,瞎混,偷窥,白日梦。肉联厂里充满原始力量的潘美红,家庭牢笼中深感无力的阮平,作为世俗人生的两面,互为因果,互为镜像。

从高考考场,到肉联厂;从自己清冷的家,到潘美红繁茂的菜园;从深圳打工,到逃亡东莞;从80年代的青涩少年,到90年代的满身沧桑,阮平与世界的隔阂并不深,甚至总能够适时地调整自己,与生活达成和解。阮平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是奔跑和写作,他其实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奔跑是一种欲望,书写同样是,情欲当然也是一种推动力,是成长的必要环节,和爱情往往没有必然的关系,或者伪装成爱情。最终凡是扮演性启蒙导师的成年女性,都会面临被遗弃纠缠不休,或是陷入自责忏悔的深渊。那些荒诞感不过是强化了我们对命运的无奈和臣服,不断遭受命运的嘲讽,无论怎样挣扎,只能愈陷愈深,个体的人无法在群体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青春期的躁动和黑色记忆形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阮平和潘美红都接近绝对孤独,两个人的状态却相去甚远。潘美红积极,阮平消沉,潘美红对生活充满建设的信念,阮平有着自暴自弃的颓废,欲望并不意味爱,潘美红最终走向精神暴力,阮平选择以暴制暴,两个人的自我意识不成熟带来的局限,在存在主义意义上,是本质性的揭示。彼此压抑的个体很难在不断废弃的生活里,获得新生。

以女性作为男性成长的镜像,叠加在一起的两种人生,并没有彼此消融,而是不断放大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阮平对于生活和爱情的浪漫想象源于文学,而潘美红的生活理念是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女性的悲剧人生景观里,有多少是男性设计的陷阱?潘美红并没有勾引阮平,这个善良的女子从未抱怨过命运,也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生活而感到孤独,每天杀猪杀得兴致勃勃,看电视乐得人仰马翻。阮平想要的生活也不是完全没可能,他并没有为之认真努力过。厌倦,出走,反抗,妥协,黑色人生陷入了死循环,成长史中伴随着摆脱不掉的噩梦,这并不能归结为时代或者命运的乖谬,胡学文不过是想以这样一个怀揣梦想最终演变成噩梦的青年,来复现那些普通人经历的被囚禁的人生和尝试自我解放的努力。

三、打开隐喻的魔盒

穿过大街小巷的奔跑,肉联厂刀刀致命的屠宰,从死亡开始的成长,弱智的下一代,深夜里偷偷写下的文字,玩具厂里的自我囚禁,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父亲惨死,让我们想起王小波笔下《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反抗被屠宰的命运)。母亲年轻时无所畏惧追逐小偷,十八年后被命运和流言蜚语追逐无处藏身,远嫁异乡。警察李闯这个人物也很有意思,无处不在,像亲人,像导师,又像阮平人生的窥视者。李闯和班主任同样构成了镜像关系,对于未成年人,老师意味着规范和约束;而成年人,面对的是冰冷的法律。父亲的死亡,幻觉里的强奸,谋杀后的死而复生,虽然这种或多或少的传奇性未免削弱了现实人生的悲剧意味,却强化了人生的荒诞感。荒诞是现代人最基本的处境,小说中以肉联厂作为生存的整体隐喻,孤独的客体化,徒劳的挣扎,负罪逃亡的恐惧和焦虑,带给我们现实人生水面之下那个暗黑的世界,而我们从中读出了作家内心巨大的悲悯、疼痛和光亮。

生存并不是阮平的最大困扰,毕竟那个时代国营大厂还是稀缺资源,过年还有猪头吃。在意识层面,还是传统的,接父亲班,循规蹈矩的生活,面对警察,包括对待性和婚姻,都没有特别的叛逆。反抗是微乎其微的,不坚决,也没有明确的方向,这其实是现代人的生存惯性。从另一个角度看,阮平也是潘美红悲剧人生的制造者。小说中的三个女性:陶碧带有被神化的理想性,潘美红意味着罪恶的欲望,赵霞体现了人格化的亲情。陶碧与逃避谐音,是阮平永远无法实现理想的悲剧宿命的暗示。阮平的出走与回归,是被反复审判的罪与罚。第一次出逃是以为强奸了潘美红,第二次是离家出走三年又回来,第三次是以为掐死了潘美红亡命东莞。三个女性,三次出走,构成了小说情节的纵横坐标点。阮平有着痛苦而敏感的灵魂,深陷肉联厂污浊不堪的气息里,他对生活,生活对他,彼此间锐利的失望很像带血的刀锋,简直是对他杀猪生涯的最大嘲讽。

胡学文的小说特别有味道,生活的滋味,人生的况味,语言的韵味,淳厚而又不乏锋芒,最大的特点是叙事诚恳而有深度,情绪是节制的,情节走向和人物命运则往往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应该说包含了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应有的重要品质和全部要素。